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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刚柔思想的形成与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
时间:2016-02-16 16:08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易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起源在战国时期已经被追溯到羲皇之世;汉代以后,《周易》更被置于六经之首,对于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是,《周易》正式进入思想史的视野无疑是通过《易传》实现的,经传合一之后的《周易》才正式从卜筮之书变成了基于象数的哲理之书①。至于《易传》之作者,自然是中国思想史上聚讼不已的老问题。近代以来,尽管受到疑古学派的影响,许多学者依然相信孔子与《易传》存在密切关系,是从《易经》到《易传》的关键思想家,而《易传》实现了易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诠释典范的转移。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等出土文献的发掘,疑古学者将《易传》中的《彖传》、《象传》和《系辞》成书时间推到汉代以后的说法不攻自破②,随着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的发掘面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条件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易经》到《易传》的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孔子本人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换言之,孔子究竟给《易传》带来了怎样的思想元素?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答与《易传》中的“刚柔”概念密切相关。本文将通过对于“刚柔”概念的思想“训诂”,探索《易传》思想形成的过程,并对上述有关问题作出分析。

 

  一、《彖》与《象》传中的“刚柔”概念:《易经》理性化诠释的开端

 

  后儒探讨《易传》的宇宙观,向来重视其阴阳思想,《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已经成为《易传》宇宙观的经典表达,但在《十翼》中,从总体上看,“刚柔”概念似乎比“阴阳”概念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不仅《彖传》和《小象》中“刚柔”概念众多而罕见“阴阳”的踪迹,即使在比《彖传》和《小象》晚出并被认为是《易传》阴阳思想的主要来源的《系辞》中,“刚柔”概念出现的频次也远高于“阴阳”,其中“刚”字出现了11次,“柔”字出现了13次,“刚柔”连用出现9次,而“阳”字出现9次,“阴”字出现9次,“阴阳”连用仅出现3次,无论是单用或者连用的频率,“刚柔”都明显高于“阴阳”。关于《易传》中“刚柔”与“阴阳”概念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刚柔”早于“阴阳”,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③,笔者赞同前一种看法,因为《彖》和《象》传早于《系辞》是古今多数易学家的共识,而恰恰是在《彖》和《小象》中刚柔思想最受重视,此二传中的“刚柔”占《易传》中全部“刚柔”概念的64%。二元对待无疑是《周易》思想的轴心,《易传》解释《易经》同样是围绕这一轴心展开的,可是在《易传》形成的初期,二元对待的思想并不是用“阴阳”而是用“刚柔”来表述的,表明在《易传》形成初期“刚柔”具有重要地位,可是,在后来的易学诠释史中,“刚柔”的重要性却被阴阳思想的光辉掩盖了。因此,进一步探讨“刚柔”概念在从《易经》到《易传》的转折过程中的作用,对于研究《易传》思想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刚柔”概念的含义是什么?郑玄注“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曰:“摩,犹迫也,谓阴阳相薄(按同搏)。荡,犹动也。”④郑注以“阴阳”解“刚柔”,汉以后注家莫不如此。从《易传》思想本身来看,这不能算是错误,因为“阴阳”是比“刚柔”更具有概括力的概念,但是,这样的解释有可能掩盖了易学思想史上的一些重要演变线索,且无法解释为什么早出的《彖传》用“刚柔”而非“阴阳”解说《易经》象数的哲理意义。为此,应当进一步分析“刚柔”在《十翼》中的具体含义。

 

  在《彖传》和《小象》中,“刚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首先,“刚柔”是指两爻之爻性⑤,这也是《易传》中“刚柔”概念基本的内涵。汉以后的经解均将两爻统称阳爻阴爻,但阴阳爻的提法不见于卦辞和《彖传》,在《彖传》中,后世所谓阴爻阳爻统统以“刚柔”称之,《讼·彖》曰:“《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孔颖达疏曰:“九二之刚,来向下体而处下卦之中,为《讼》之主。”则彖辞中的“刚”显然是指九二刚爻。《同人·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孔颖达解释为“柔得位得中者,谓六二也;上应九五,是应于乾也”,可见柔是指六二柔爻。此外,《师·彖》中的“刚中而应”,《蒙·彖》中的“以刚中也”,《小畜·彖》中的“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一柔畜五刚”中的“刚柔”都是指刚爻和柔爻。此一用法在《彖》和《小象》中比比皆是,是《彖》和《小象》解释卦爻辞的基础。

 

  《易传》十分强调数的重要性,其中刚、柔两爻,在《周易》的爻题中也被转化为数的形式即九与六,刚称九而柔称六。如此一来,六爻的刚柔属性,通过爻题中的九或者六就可一目了然,经此转换,质的问题变成了量的问题,爻性被转变为爻数了,这是易象思维的重要特征。六爻的九六之分这一在今天看来是如此寻常的事情,在易学思想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李镜池曾这样总结《左传》、《国语》中易筮的特点:

  《左传》、《国语》所载易筮,还没有爻位说,连“九”、“六”的名目也没有,只说某卦“之”(变)某卦,就是占某卦的某一爻。可见如《象传》那样以六爻的位置来解《易》是后出之说,不特春秋时没有,恐怕连战国也没有。⑥《左传》、《国语》中尚无九、六之称,则爻题中的九、六之分应该是《易传》的独创⑦,但李镜池将九、六的出现时间推到战国之后,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高亨先生同样注意到了《左传》、《国语》的《周易》占筮中没有九、六爻题:“《左》、《国》决不云遇某卦某爻,其所以如此,盖彼时尚无爻题也。”他还分析说:“《周易》初时原无爻题,每卦中各爻爻辞中间,可能皆有空格,晚周人加以爻题,标明各爻之爻位与爻性,此《周易》组织上之一大进步也。”⑧所谓“《周易》组织上之一大进步”,是指原来没有逻辑关系的爻辞,在加上了九、六爻题之后,便取得了井然有序的排列形式,这一形式又以对于两爻的刚柔属性的规定为前提。由此可见,“刚柔”概念的出现应该是《易经》诠释理性化的开端,它为《易传》解经奠定了第一块思想基石。另外,高亨先生认为爻题出现于晚周时期,显然与他认为《十翼》大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判断有关,其结论似乎比李镜池更为可取。

 

  其次,除了指两爻爻性外,“刚柔”还用来表达爻位。《易传》中的爻位有两种,一是从一到六的六爻位,《易传》分别用初、二、三、四、五、上来标出,这六个爻位又代表着天、地、人位;还有一种爻位即是阴阳位,高亨指出:

 

  《易传》以《易》卦之第一爻(初爻)、第三爻、第五爻皆为阳位,因其爻位之序数为奇数,奇数为阳数,故其爻位为阳位。《易传》以《易》卦之第二爻、第四爻、第六爻(上爻)皆为阴位,因其爻位之序数为偶数,偶数为阴数,故其爻位为阴位。⑨这里的阳数与阳位、阴数与阴位的说法,自然也是承袭了汉代以来的成说,那么,它们最初的名称应当是什么?从《彖传》的内容看,爻位的属性最初是根据刚柔来划分的。依据《彖》和《小象》中的当位和不当位之说,刚爻居刚位和柔爻居柔位就是当位,否则就是不当位,这意味着六爻位被分为刚位和柔位,第一、三、五位是为刚位,二、四、六则为柔位,然后才有了所谓当不当位的问题,《彖传》和《象传》中大量关于爻位的说法为此提供了证据。这样一来,《易传》中六爻位同时具有了两种爻位次序,一种是以十进制为基础的六个自然位次,它表象事物所处的空间和时间;同时,这六个位置又根据其自身所具有的数的性质而分为两类,偶数为柔位,奇数为刚位,这种划分则是以二进制为基础的。六爻刚柔位的划分,从《易传》中唯一一段涉及爻位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周易·系辞下》)对于“二与四同功而异位”,朱熹《周易本义》解释说:“同功,谓皆阴位。异位,谓远近不同。”⑩朱熹的解释以为“功”是指位而言,但传文分明说二者“同功而异位”,显然与朱注相矛盾,可见“功”并非单指爻位。吴澄认为:“二与四同是阴位,若皆以柔居之,则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阴,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远近之异,五者一卦之尊位,故远近皆自五言。”(11)吴澄以“以柔居阴”释“同功”,其说较朱熹为优,如此则同功不单指爻位而言,而是《彖》和《小象中》的刚柔“位当”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易传》中少见的与爻位有关的话也是只见“刚柔”而不见“阴阳”。

 

  可见,在《彖传》和《小象》中,“刚柔”不仅表明了两爻的爻性,而且归纳了六爻位的属性,从而成为爻象爻位说的基础,自然也就是《彖传》和《象传》的思想基础,因为《彖传》和《象传》的经解主要建立在“刚柔”概念之上。正是基于“刚柔”概念,《易传》提出了一套试图解释《易经》卦爻辞之吉凶悔吝的爻位关系说,力图使得过去依靠无数次偶然性占断所积累起来的卦爻辞获得了理性化解释的基础。《彖》和《小象》提出的刚柔爻位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刚柔当位说。刚爻居刚位、柔爻居柔位为当位,否则为不当位或曰失位,当位则吉失位则凶,比如《既济》卦的卦体为坎上离下,卦象六爻皆当位,故《彖》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据高亨先生统计,《彖》、《象》言刚柔当位者23条,不当位者24条,共计47条,可见对于当位问题之重视。《彖》、《象》传中当位的思想显然来自于原始儒家,儒家一向重视“位”,《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郭店楚简《六位》有更为详尽的说明:

 

  生民[斯必有夫妇、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率人者,有从人者;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学者,此六职也。……六职既分,以裕六德。……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12)接着,简文又以义为君德,忠为臣德,智为父德,信为妇德,圣为父德,仁为子德,并总结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13)由此可见,先秦儒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含着君臣父子等各安其位、各守其德、各尽其职之意,其中对于各种社会角色的道德规范的要求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它并不主张臣对君或者妇对夫的无条件服从,这绝非一句“封建等级秩序,所能概括得了的,也是汉代儒法互补后形成的三纲说所不能企及的。原始儒家所强调的人伦规范的相互性其实是礼的必然要求。高亨先生曾经指出《易传》有关当位的思想中“反映作者重视人所处之地位与环境,并强调人在其位,任其职,宜称其职,宜尽其职(14),这种职、位与德相适应的思想是超越于阶级意识之上的,只要有人类就不会过时。

 

  2.刚柔应位说。六爻位中的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为相应位,但是否果真相应,要看相应位上两爻的刚柔属性,刚爻和柔爻为有应,否则无应,如《艮》卦那样,三对相应位全是刚刚或者柔柔,《彖传》称为“敌应”,“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而《大有》卦象为上离下乾,五刚一柔,六五柔爻反居刚位为不当位,但六五爻辞却说“厥孚交如,威如,吉”,何以不当位反吉?彖辞的解释是“《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指六五与九二相应。因此应位说当是当位说的一种补充。“应”是相互的,刚柔异质而彼此相应,表明了不同性质事物之间沟通与协调的思想。由于从卦象上讲,刚代表君、夫、父等,柔代表臣、妇和子,应位又体现了社会调和观念。先秦儒家并不否认必要时期社会革命的正当性,《革》卦彖辞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是,就常态的社会管理而言,儒家更重视的是协同而非斗争,建设而非破坏。

 

  3.刚柔得中说。中位即是上下卦的二五爻位,虽不当位,但居二五爻位亦吉,比如《噬嗑》卦之六五爻并不当位,但居上卦之中,故《彖》曰:“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彖》、《象》辞盛赞中德,有正中、中道、中行、中节等各种说法,论述得中的例子达79条,超过其他任何爻位关系,显示了对于中道思想的高度重视。尚中思想源于《诗》、《书》甚或更早,孔子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更是将中道提高到空前的位置。《彖》和《象》传以中解《易》,正是儒家尚中思想在《易传》中的体现。

 

  4.刚柔趋时说。《彖》、《象》认为卦之吉凶,又因为所处时机而异,同居中位而有吉有凶,适时则吉违时则凶,故《系辞》说“变通者,趋时者也”。比如《节》卦之九二与九五皆处中位,但九二爻辞却说“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以失时为凶的缘由。孔子一向重时,曾感叹道:“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论语·乡党》)钱穆解为孔子感叹山雉尚能知时(15),孟子更将孔子看作是“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5.刚柔承乘说。在一卦临近的两爻中,在上者为乘而在下者为承,阳乘阴、阴承阳为顺为吉,阴乘阳、阳承阴则为逆为凶。儒家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反对在下位者凌上,刚柔承乘说即有此意。但是,它只是《易传》所主张的社会关系的一个侧面,《彖》、《象》不但强调刚柔相应,其他如《咸·彖》“柔上而刚下”和“男下女”;《益·彖》“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随·彖》“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都是强调男或者君必须谦下自损,方可实现社会和谐。只有将这些反映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说法与刚柔承乘说综合起来,方可见出《易传》社会思想的基本面貌。

 

  可见,《彖》与《象》传以爻性和爻位关系为基础,通过刚柔关系说明占筮的原则和体例,从而为卦爻辞一向神秘的吉凶悔吝讲出一套所以然的道理,提供一种理性化的解释,这在易学思想史上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是易学思想典范转移的标志,而易学理性化的起点正是从两爻被称为刚爻和柔爻这一“正名”的思想开始的。爻象本来是“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系辞上》),是上天予人启示,表达吉凶的神物,可是,现在,它们却首次获得了一个理性化的名称,作为事物的两种属性,刚柔来自于普通的人生经验,一切常人都能理解,正是它的诞生开启了《易经》的理性化之门。如果说“刚柔”概念意味着《易经》的理性化过程获得了其基本范畴,理性化诠释的展开尚需思想的支撑,这就是刚柔当位、刚柔相应、刚柔得中、刚柔趋时和刚柔承乘所体现的位、应、中、时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原始儒家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刚柔说《易》的过程同时就是儒家社会道德、政治思想与易学相融合的过程,就是上古宗教之易人文化的过程,也就是以儒释易的过程。帛书《易传》引用孔子的话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可见“德义”是孔子解《易》与祝卜观《易》的最大区别之所在,而刚柔思想正是《易传》最重要的“德义”,一切其他“德义”皆以此为根据。孔子的话同时提醒我们,新的易学范式所包含的“德义”可能与孔子有关,对此后文将有进一步的分析。

 

  当“刚柔”概念用来分析爻性和爻位时,它们主要是指两爻而言,但是,“刚柔”在《彖》辞中不仅指爻象,也指卦象。《随·彖》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孔颖达和胡瑗皆以为刚柔分指内卦震和外卦兑(16)。《无妄·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恒·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其中的刚柔皆就卦而言。另外,屯、讼、需、履、蛊、随、噬嗑、咸、恒、大壮、大畜、明夷等卦皆有刚柔表示卦体德,指出这一点对于把握《易传》中“刚柔”概念的内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刚柔”概念既表达爻性、爻位又指向卦德,这就为它向宇宙论方面延伸提供了可能,这正是《系辞》的“刚柔”说所特别强调的。

 

  二、《系辞》的“刚柔”观:从象数论到宇宙论

 

  除《彖传》和《小象》外,涉及刚柔问题最多的是《系辞》,《系辞》言刚柔与《彖》、《小象》有显著不同,《彖》、《象》传之刚柔主要用以言说爻性、爻位和卦德,而《系辞》“刚柔”说则深入分析刚柔在六十四卦中的地位与作用,力图将象数与义理打通,使刚柔思想上升到宇宙论层次。

 

  在从《易经》到《易传》这一重大转折的过程中,《易传》作者们的首要任务是解读神秘的六十四卦图及其卦爻辞,将易卦、易象和易图的奥义转变为理性化的哲学思想。六十四卦乃由八卦重卦而成,八卦则是由最基本的刚柔二爻构成,因此,对于《易经》的解读首先便意味着对于这两个基本元素的解读。《周易·系辞下》认为: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也就是说,《易经》图式的思想核心是变易,但是“唯变所适”并非没有确定性的基础。《易经》的流变是爻象“周流六虚”的过程,“六虚”,邵雍曰:“六位也,虚以待变动之事也。”(17)可见变易的是爻象的具体位置,所谓上下无常;不易的是爻象本身,它称之为“刚柔”。刚柔二爻因此而成为“周流六虚”的变易世界中确定不变的对象,而六位则为此一演变图式提供了确定不变的“模板”。经此变与常的划分,《易》之简易的特征也就不言而喻了。那么,《大易》“唯变所适”的动力源自何处?《周易·系辞下》的回答是: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八卦成列的基础是易象,重卦的基础则在于爻变,“爻在其中矣”便是易道周流的内在动因,《折中》引郑氏曰:“卦始于三画,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体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时有初终,其序有先后,而‘爻在其中矣’。”(18)这意味着静态的八经卦中的爻画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爻”,因为它还没有获得动态的生命,从六十四别卦回到八经卦,再从八经卦回到二爻之动,“故爻在其中矣”才是对于易道动力本原的深刻揭示,这也就是后文“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以及《系辞》中“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意思。《周易·系辞下》又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可见爻变正是用以仿“效”和象征世界的变化与运动,如果说《易》的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它的本源性推动力量在于刚柔二爻的爻变,由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由变化而生吉凶悔吝。

 

  这样,易道之基本构成被归结到刚柔二爻,一刚一柔的交错和推荡便是变易的根本动因,于是对于《大易》的解析被导向了如下一个基本结论:“刚柔者,立本者也。”(《周易·系辞下》)《朱子语类》解释说:“此两句亦相对说。刚柔者,阴阳之质,是移易不得之定体,故谓之本。若刚变为柔,柔变为刚,便是变通之用。”(19)在朱熹看来,所谓“本”就是易的定体,就是变中之常,也就是“贞夫一者也”之“一”,朱熹解释说:“天下之动虽不齐,常有一个是底,故曰‘贞夫一’。”(20)这个“底”,这个“一”,作为易道之“本”,既是易道的动因,也是易道的“基因”,是基因与动因的统一。然而,“刚柔者,立本者也”仅仅是在阐发《易经》文本的象数意义吗?请看《周易·系辞上》如下一段: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里描绘的既是八卦相荡的易理世界,又是雷霆、风雨、日月、寒暑乃至乾男坤女的实存世界,因此,刚柔就是《易》的卦体之本,也是天地万物生成化育之本,是天地之道的本体,而“刚柔相摩”被置于整段话的开篇,并非偶然。

  上面引用的“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以及“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两段话的行文方式值得注意,在前一段话中,“刚柔者,立本者也”之前的部分讲的是筮法,后面却转向描述天地日月之道;后一段话伊始谈的是爻象和卦象,随即将言说的触角转到风雨日月的现实世界,将象数的规律直接运用到对于宇宙万化的说明,这种表达方式在现代人的眼中大概十分类似于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却是《周易》易象思维的重要特征。朱伯崑先生指出,《彖传》对于乾坤二卦的解释“有两套语言:一是讲筮法,即解释乾坤两卦象;一是表达作者的世界观”(21)。实际上,所谓两套语言的表达方法不仅属于乾坤两《彖传》,也属于整个《易传》,《易传》致思的主要方向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汇通,汇通的理论基础正是从对于象数的重新诠释。在《易传》看来,《易经》中的象不仅是卦象,而且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周易·系辞上》),所以,象的规律就是物的规律,就是宇宙的规律,这是《易传》中两种表述方式合一的依据之所在。此一表达方式肇始于《彖传》,而为《象传》、《系辞》、《说卦》、《序卦》发扬,用以阐发整体易理。

 

  《周易·系辞上》又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里综论《易》的变化之道与吉凶之由,以及君子对于易道沉潜反复的情状,历代注家对其中的“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一语各有诠释,惟朱熹《周易本义》之说最精:

 

  柔变而趋于刚者,退极而进也。刚化而趋于柔者,进极而退也。既变而刚,则昼而阳矣。既化而柔,则夜而阴矣。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动,即变化也。极,至也。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此明刚柔相推以生变化,而变化之极,复为刚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间,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断吉凶也。(22)易道深奥,易象繁复,但朱熹认为,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无非一刚一柔之理,柔化为刚,刚复化为柔,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之极复为刚柔,将刚柔作为“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之本质内涵的意义,揭示无余。显然,在整个《易传》思想体系中,刚柔的重要性已经被提高到如此的程度,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易传》思想之冠冕。通观《十翼》,没有任何其他概念——包括阴阳——曾被提到这样的高度。尽管“一阴一阳之谓道”同样堪称易道的经典表达,可是明确被说成是“六爻之动,三极之道”的,却是刚柔而非阴阳,这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既然是“三极之道”,刚柔相推必不局限于自然之理,其在人文领域中有何体现呢?《系辞下》引用孔子的话说: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日月往来、寒暑往来,乃至于屈伸相感,皆为宇宙间两种相对力量互相推荡的表现形式,朱熹解释说:“因言屈信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学,亦有自然之机也。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信之极也。然乃所以为人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23)如此,则精义入神之屈,是为了利用安身之信;利用安身之用,又以为涵养德性之资。在孔子的这段话中,“相推”所关涉的范围从日月寒暑等自然现象推进到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可谓《易传》有关“相推”的全景图,朱伯崑先生认为本段话是“对于刚柔相推的哲理性的概括”(24)。再加上前面有关刚柔相推与吉凶悔吝关系之解说,表明刚柔相推之道,足以概括爻变、卦变、吉凶、悔吝和天地、日月、寒暑、昼夜以及精神、致用、安身、崇德之规律,不愧为“六爻之动”和“三极之道”的根本法则。

 

  将《彖》、《象》以及《系辞》传中的刚柔思想综合起来,就能发现其在易学诠释史上的重要意义。对于两爻爻性和六爻爻位刚柔属性的判定,为《彖》和《小象》重新解释《易经》的吉凶悔吝提供了思想前提,也为《易经》提供了新的诠释典范。在《左传》、《国语》的《周易》筮例中,筮者断卦的依据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卦辞结合卦象断卦,说明吉凶悔吝的理由,这种情况占了绝大多数;二是虽然依据卦爻辞断卦,但又附上所占之人的行为是否道德这一前提,占辞虽吉,如果所占者品性存在问题,仍然不足以当筮辞之吉,比如《左传·襄公九年》所载的“穆姜薨于东宫”筮例。以上两种情形中,我们都看不出筮者占断究竟有何理性化的法则作为依据,筮者的解释多半是基于卦爻辞而作的联想与发挥,即使如后一种情况强调了所占者行为的道德性,表明了春秋时期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道德意识也依然是外在于卦爻辞和卦象的,表明新生的人文道德尚未和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占卜体系建立有机的联系,人文理性已然觉醒,但它还只在六十四卦的大门之外徘徊,因为它尚未找到进入这一神秘宫殿的钥匙。《彖传》和《象传》的诞生,意味着这一古老而幽深的神秘宫殿的大门已经被开启了,打开这一千年秘府的是一对看上去十分平凡的汉字——“刚柔”。借助于刚柔范畴,《彖》与《象》传提供了有关刚柔爻象与爻位之间正、中、应、承、乘等一系列关系的重要法则,作为判断吉凶悔吝的依据,这些法则看上去有些复杂,彼此之间也缺少内在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对于吉凶悔吝所作的最早的理性化说明。更重要的是,位、时、中、德等观念,都是原始儒家思想形成期的重要思想,借助于这些思想,不但占筮的法则得到理性化的说明,儒家的人文理性也首次进入到那个在古代宗教中已经形成的神秘王国。当然,绝不能将《刚柔》仅仅视作是象数概念,《系辞》对刚柔思想的宇宙观的意义作了深入的阐发。如果说《易传》以“刚柔”概念介入爻位和爻德开始了重新诠释《易经》的思想历程,那么,始于“六爻之动”而归于“三极之道”,则是“刚柔”概念宇宙论建构必然的逻辑里程。因此,可以断言,刚柔思想的引入,是《易传》思想构建的逻辑起点,是从《易经》到《易传》的历史媒介,是易学诠释史上最重要的诠释范式,可以说“刚柔”概念的引入改写了整个易学思想史。

(责任编辑: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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